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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10月10日
全文2979字，阅读约需要7分钟 春秋战场不乏血雨腥风，但宋襄公却坚持“仁义之战”。 他宁可败北，也不愿“趁人之危”。 两千多年后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？ 文｜潇湘倦客公元前638年深秋（周襄王十四年十月初十），豫东平原的泓水河畔，晨雾弥漫。宋国国君宋襄公站在战车上，目光穿过薄雾，凝视着对岸正在渡河的楚国大军。他转身对身旁的司马子鱼说：“楚军虽众，但无礼仪。我军虽寡，却合于仁义。”
子鱼紧握兵器，眉头紧锁：“楚国强而我寡，请趁其半渡而击之，方可取胜。”
展开剩余91%襄公摇头，指着身旁的大旂旗：“你看那旗帜上绣着什么？是宋国的玄鸟。是殷商后裔，周朝公爵。若是偷袭，与楚蛮何异？”
这番对话背后，是两种战争观念的激烈碰撞，也是一个时代即将落幕的预兆。
礼乐文明最后的余晖
宋襄公为何如此的固执，甚至有种“蠢猪式样的仁义（毛泽东语）”。我们需要回到那个礼乐文明尚未完全崩塌的时代一探究竟。
西周立国之初，周公制礼作乐，建立了一整套包括战争礼仪在内的行为规范。春秋前期，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仍然基本保持着周初的礼仪规法，参战者主要是拥有战车的贵族阶级，平民则多担任辅助角色。这种战争更像是一种放大版的贵族决斗，有着明确的规则：
“不鼓不成列”——不在对方没有摆好阵势时擂鼓进攻；
“不重伤”——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；
“不擒二毛”——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者；
“不推人于险”——不趁人之危；
“不迫人于阨”——不在险隘处阻击敌人；
“不鼓不成列”——不攻击尚未列阵的敌军。
这些规则在后世看来或许迂腐，但在当时，却是维护文明秩序的重要保障。战争不是为了消灭敌人，而是为了“讨不服”，让对方重新服从礼制秩序。
正如同期兵法著作《司马法》所言：“古者逐奔不过百步，纵绥不过三舍，是以明其礼也。”就是说追击溃逃的敌人不超过一百步，追踪主动退却的敌人也不能超过九十里。
宋国作为殷商王室后裔的封国，尤其重视这些传统礼仪。在周礼逐渐被各诸侯抛弃的时代，宋人反而以“恪守古礼”而自豪。这种文化自尊心，深深烙印在宋襄公的治国理念中。
▲ 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是由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出品，该剧于1996年3月15日首播
梦想称霸的悲剧主角
宋襄公，子姓，宋氏，名兹甫，公元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。他是宋桓公的嫡子，以仁德闻名于世。
公元前652年，宋桓公病重，兹甫作为太子理应继位，但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请求将君位让给庶兄目夷（宋襄公同父异母哥哥，字子鱼）。理由是目夷年长且仁爱，更适合治理国家。
目夷则坚决推辞：“能够把国家让给别人，还有比这更大的仁爱吗？我不如他，而且不符合礼制。”最终兹甫还是继承了君位。
这件事让宋襄公获得了极高的声誉，也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起点。他即位后时刻梦想着恢复宋国作为殷商后裔的荣耀，使宋国成为诸侯盟主。
彼时，作为诸侯盟主的齐桓公刚刚去世，盟主的宝座空缺，中原诸侯群龙无首。而南方的楚国却在楚成王（前672年至前626年在位）的治理下日益强大，楚国贵族们也不再满足于统治南方，他们开始积极向北扩张，与中原诸侯争夺霸权地位。
▲《春秋战国》该剧2013年地方台播出
宋襄公认为自己作为殷商后裔、周朝公爵，有责任接过齐桓公的旗帜，领导中原诸侯抵抗楚国的扩张。他首先帮助齐国平定了内乱，扶立了齐孝公，这一行动提高了宋国在诸侯中的威望。随后他又召集诸侯会盟，试图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。
但现实却是残酷的，毕竟宋国只是中等国家，实力有限。
公元前639年宋襄公以盟主身份越楚成王及其他诸侯在盂地会盟，结果楚成王竟然暗中带兵闯入会盟现场俘虏了宋襄公，后来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才被释放。这一奇耻大辱让宋襄公更加坚定要与楚国一决高下。
公元前638年，宋国联合卫国、许国、滕国一起进攻臣服于楚的郑国。郑国向楚国求救，楚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管，楚成王亲自率军北上攻宋，迫使宋军回援。两军最终在泓水（今河南柘城县北30里）相遇。
泓水畔的两种战争哲学
让我们回到那个决定命运的早晨。
当时，宋军已抢先抵达泓水北岸布好了阵势，本身处于有利态势，而此时楚军才开始渡河。
司马子鱼（襄公长兄当时担任司马）再次劝谏：“敌众我寡，请趁其半渡而击之！”
然而宋襄公摇头，坚持：“不可。君子不乘人之危。”
于是，楚军全部渡过河后，正在混乱地列阵。
子鱼见状又急切地说：“现在攻击可获全胜！”
襄公仍然拒绝：“待他们列阵完毕。”
等到楚军摆好阵势，擂鼓进攻时，宋军才在襄公的命令下出击。虽然襄公亲自披甲上阵而且还身先士卒，但是面对人数众多且又善战的楚军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宋军最终大败，跟随襄公的亲兵卫队被全部歼灭，就连襄公自己大腿也中了箭，狼狈地逃回宋国都城。
宋国的百姓普遍埋怨襄公的迂腐。面对指责，襄公却有一套自己的理论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擒二毛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。”
这句话浓缩了春秋前期的战争伦理，襄公自称为“亡国之余”（殷商被周所灭，宋是商的后裔），更是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传承的自觉责任。
子鱼则反驳道：“战争以取胜为第一要义，何必拘泥于陈规？若必如公言，即直接为楚奴耳，又何战为？”
这段话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，战争不再是为了维护礼制，而是为了胜利和生存。
这一战，不仅让宋国元气大伤，更让襄公的“仁义之师”成为了笑柄。后世常拿他当作反面教材，讽刺他“迂腐”。
但若换个角度来看，宋襄公并非不懂兵法，而是他试图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，为“仁义”留下一块立足之地。只是，这样的执念，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显得过于脆弱。
而此战后楚国声威大振，中原小国纷纷归附。楚成王实际上成为了新一代霸主，尽管这个霸主地位并没有得到周天子的正式承认。
楚国的崛起与新战争观念
楚国长期身处蛮荒之地，一直以来就很少受中原礼制的束缚。他们对战争的理解是纯粹的实用主义：战争的目标就是胜利，至于手段可以灵活选择。
与宋襄公的“仁义之师”不同，楚军作战强调突然性、欺骗性和灵活性。他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获取胜利，包括半渡而击、夜间偷袭、迂回包抄等战术。这种实用主义的战争观念，在接下来的历史岁月中将成为主流。
泓水之战规模不大，但它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实际战果。这场战役标志着：
1.传统“礼战”观念的终结，“诡诈之战”时代的开始；
2.宋国称霸梦想的破灭，楚国正式成为中原霸主；
3.战争性质已经从贵族间的仪式性冲突开始转变为国家间的生存竞争。
就在此战过去仅仅数十年后，兵圣孙武就在《孙子兵法》中系统地阐述了新的战争哲学：“兵者，诡道也”、“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”。这些思想与宋襄公坚持的战争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又过了一百多年，战国时代的战争将变得更加残酷和实用主义。此时的战争不再是“讨不服”，而是以杀伤多寡，灭国掠夺为目的。就比如长平之战中，秦将白起一次性坑杀了40万赵军降卒，完全突破了“不重伤”、“不擒二毛”的传统战争的道德底线。
余音：
泓水之战，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，他宣告了“礼战”的终结，同时也揭开了权谋与现实主义的序幕。
后人笑宋襄公的迂腐，叹他的无谋，但更多的是同情，因为在那个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，他至少还试图坚守原则。
有人甚至说，他的失败，正是因为时代不再容纳“君子之师”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是输给了楚国，而是输给了历史。
仁义与权谋，礼制与生存，这些矛盾从未因岁月而消散。今天的人们，在追逐效率与利益的同时，是否还愿意留下几分底线与分寸？效率和利益是否应该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？
或许，这才是泓水之战真正留给后人思考的价值。
站在泓水畔，仿佛还能听到两千多年前的战鼓声和呐喊声，那是一个时代结束的哀歌，也是另一个时代开始的号角。历史就在这里转弯，悄然而又决绝。
参考资料：
《史记》
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
《春秋经·僖公二十二年》
《中国古代战争通览》
————☀本文完结☀—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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